| 呼和浩特心理咨询电话0471-6686529,心理医生,婚姻家庭情感咨询,心理疏导,青少年心理治疗 2023-12-08 15:41:58 作者:刘延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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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Maria Papadima，英国心理治疗基金会(IPCAPA)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师，创伤和精神分析博士学位。在SAFE诊所从事青少年精神分析，是北伦敦恩菲尔德CAMHS的一部分。儿童精神分析治疗2019, VOL. 45, NO. 3, 291–307
14岁的玛丽说，同学告诉她，割伤自己是种解脱。她现在也确实这么觉得，割自己能让她释放愤怒和不安，所以她每周大约割三次。
13岁的凯瑟琳说，她有个朋友最近自残了，所以她也开始这么做。她觉得自残能够分散她的注意力，并在某种程度上让她感到很满足。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反正看到血液就让她平静下来。爸妈对她的伤疤很担忧，她自己也担心伤疤消不掉。
15岁的盖里告诉我，她从10岁就开始自残，目的是控制情绪。她最好的朋友也自残。她说(我当时并没有问她)，他们俩都这么做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
16岁的贝蒂因为失去亲人而悲伤和遗憾，觉得有一部分是自己的错。贝蒂没有朋友可诉说，所以现在她通过自己自残。她不想让别人知道，怕别人会“把她当作瓷娃娃”。可是不知怎么搞得，最终别人还是知道了。
近些年来，自残变成了英国的 “流行病”(Boseley, 2016;Dutta, 2015)。
来自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2015年，全英国有20%的15岁女孩自残，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涨到了25%。过去的十年，因为自残而住院的人急剧增长(Stupples, 2015，Therrien, 2018，Badshah, 2018;Boseley, 2016; Nuffield Trust, 2019)。
这种现象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伴随着十年经济下行，愈演愈烈。媒体经常报道青年人失业，教育资源和社会关怀匮乏。学生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年轻人越来越意识到未来的就业机会有限(Shackle, 2019)。
竞争已经变得很普遍，保罗·维哈格(Paul Verhaeghe)说：人都是争强好胜的生物，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这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因为竞争需要每个人尽最大努力脱颖而出，需要训练有素、能力灵活。(2014年，第111页，第109-110页)。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媒体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意识，现如今，公开谈论心理压力正受到鼓励。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该如何理解和处理自残案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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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残像是一种传染病
割伤自己越来越普遍，但过去的社会可不是这样。青少年的行为往往容易受周围的“心理脚本”的强烈影响，表现出“聚集性”。
比如，1980年代，神经性厌食症大流行，当时的大众媒体让厌食症变成了一些人的情感出口(Brumberg(1992)Whitlock, Powers， & Eckenrode,2006，第3页)(Jarvi, Jackson, Swenson， & Crawford, 2013;基尔希, 2012;Rosen & Walsh, 1989)
青少年自残的行为可能表示，他们感到困倦、疲惫、缺乏方向，甚至绝望。没错，这些痛苦应该被认真对待，并被共情来迅速回应。但是，如果我们以心理咨询师的名义，强调和回应这些痛苦，最终反而会强化这种行为，而不是解决问题。
自残并不预示着是有精神病。弗洛伊德(1923)建议：在分析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假设有一个被隐藏的、真实的内容有待发现，相反，“梦”本身以及围绕梦产生的联想，才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无意识的全部:
如果对“神秘的无意识”过分尊重，人们很容易忘记，梦只是一种想法，就像其他任何想法一样，因为审查的放松而露出来，并被修正和扭曲(弗洛伊德，1923，第112页)。
这种对梦的思考方式，让我们远离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所谓“真实自体”，而是转向了对语言、关系和症状的关注。(Papadima, 2006)
一位自残女孩曾说：“这是唯一能让我释放压抑和痛苦的方法……你会觉得自己在尖叫”(Stupples, 2015)。媒体往往过分关注“解决办法”或有什么“缓解压力”的特效药，而不是进一步询问:
到底是她的什么压力需要被释放？
为什么他们把自残自动理解为“缓解压力”，而其他人看来却匪夷所思?
这种压力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
为什么是选择割伤自己，而不是另一种行为?(Mokrini, Waeyenberge, Viaene， & Moens, 2012) (Tracy, 2016)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个做法在现如今的青春期女孩中如此流行，而过去，它还只是发生在受创伤的退伍军人和囚犯身上? 自残在过去是被看作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症状(Tull, 2019)。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倾向于以症状为导向，专注于降低风险和寻找其他“应对机制”来取代割伤。这样做，症状会奇怪地得到强化，而不是得到解决。我们也容易患者情感体验的复杂性和个性化。
尽管年轻人明确希望隐藏伤疤，但媒体仍然用不可思议的方式“揭露和展示”伤疤。无处不在的媒体强调自残的“羞耻”、“孤立”和“隐私”，自残就这样成了一种表演和公共体验，在青少年中被广泛讨论，在朋友圈中被复制。这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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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残有它的专属语言
青少年对自残“知道”很多。就像亚当·菲利普斯描述过的一个厌食症青少年: 一个中产阶级的现代青少年对我说，“她什么都知道。关于厌食症，你已经没什么新的能告诉我的了”(菲利普斯，2000年，第291页)。
关于自残的影视作品、回忆录、自助书籍也越来越多。一个出现在咨询室门口的青少年，已经太熟悉治疗的预期了，也知道如何谈论自残。这掩盖了青少年面临的微妙和复杂的困难。
比如，年轻女性口中的“自残故事”永远是:这是我的一种“应对机制”，一种“麻木的感觉”，或者一种“感觉某事、某人的方式”，“不知所措”，担心“别人看到伤疤”。
咨询师也习惯于说青少年的自残语言，青少年也热衷于采用咨询师的术语。个性化的情感体验被一种无意识地主流症状描述所取代。
事实上，割伤皮肤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其中许多是与表达心理的痛苦是无关的。比如，自我激励、宗教、医疗放血等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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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斯底里症的定义模糊
歇斯底里症被描述为“难以捉摸的神经症”,有一些特别不精确和“滑头”的东西。(Krohn, 1978)
在现代DSM中，歇斯底里症有三类:分离性身份认同障碍、躯体症状障碍(以前称为心身疾病),和表演性人格障碍。
在它千变万化的症状群中，保持不变的是什么呢?
对精神分析来说，歇斯底里无疑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我们无意识里知道和感觉痛苦的东西，会用症状来困扰我们(布鲁尔和弗洛伊德，1895年，第7页)
弗洛伊德早期作品强调了表达无意识的愿望引发的冲突（1892年）:“为了不压抑，过剩的能量转移为身体的症状”(纳西奥，1990年，第18页)。
歇斯底里症的表现症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歇斯底里症患者会癫痫发作，瘫痪，无意识地模仿多发性硬化症的患者。如今，他们则用自残。如拉康所说，与其说歇斯底里是一种症状学，不如说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拉康，1952)。
症状是一场戏剧表演。歇斯底里者以色情化的叙事，将自己 “演绎”为一个让人害怕的人，以此吸引咨询师。这是一种“身体谈话”(Bollas，2000年，第96页)。
这意味着，如果自残成为了社会普遍的表达痛苦的方式，那么歇斯底里结构的人就更有可能采用这种症状，来向他人表达痛苦。病人会无意识地凭直觉认为“自我伤害”会吸引治疗师的注意。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病人逐渐放弃“自我伤害”的标签和行为，反思更普通、不那么“戏剧性”的体验，这对他们来说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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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正在去性化
早期观点假设，癔病是子宫在体内游荡，是性压抑的结果，或者是恶魔附身的表现(Krohn, 1978, pp. 47-48)。
确实有人认为，“对歇斯底里态度的历史变化是对女性性行为态度的指标”(Satow, 1979，第472页)。在大多数歇斯底里的概念化中，性仍然是一个核心因素，被明确或含蓄地命名。例如，过去对女性“野性”和性行为的恐惧。焚烧女巫就是过去这种态度的一个历史例子(Martin, 2010)。
歇斯底里症，最初是被弗洛伊德视为是俄狄浦斯情结期的结果，中心冲突是性。后弗洛伊德学派开始对此质疑，强调前俄期和去性化(Marmor, 1953)。
远离歇斯底里成为一个趋势：性的作用被越来越忽略，而死亡驱力、安全需求、早期母婴关系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学术前沿，代表人物分别为克莱因、鲍尔比和温尼科特。
安德鲁·格林(andr Green)讨论过这种逐渐远离对性的兴趣的转变(1995，第871页)。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病人看作婴儿(1995,p. 874)，没有性别区分的婴儿。
大多数心理咨询师的培训中，依恋理论被广泛采用，这让思维转向更“令人愉快”的版本，而性则处于边缘化。
由于歇斯底里症和性行为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性行为正在精神分析中被边缘化，歇斯底里症在今天的临床实践中也越来越少地被使用。咨询师倾向于只对病人的早期需求做分析，绕过性行为。
歇斯底里症，尽管是个过时的名词，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帮助我们思考某些青少年在咨询室和他们的生活中，是如何陷入自残的流行语中。
自残是一种症状，可能意味着“缺乏包容”或“被情绪淹没”，实际上这些年轻人无意识地希望被看作“自残者”，要做符合文化规定的患者该做的言行。自残更像是歇斯底里症众多症状中的一个选择。
父母可能会指责青少年“这样做是为了引起注意”或“受社交媒体或朋友的影响”，这增加了年轻人的痛苦，感觉自己被误解了。
钱尼认为，自残“被描绘成需要关注，矛盾的是，它也是现代文化的产物”(2017年，第207页)，对音乐等鼓励自残的恐惧不断扩散(钱尼，2017年，第214-226页)，但主要是对整个互联网的恐惧。她强调了年轻人自残的悖论，一方面，自残是一种“与个人内心动荡相关的私人行为”，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强调“触发警告”这一新概念，即假设这些是可以由人和事件“触发的”(钱尼，2017，第207页)，指出了自残的公共和社会属性。
社会既“触发”了自我伤害，同时也维持了自我伤害。自残成为了青少年的一种社会认同。
两个世纪前，一股自杀潮席卷欧洲，自杀变得像是传染性疾病。许多自杀者都接触过约翰的悲剧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其中的主人公维特自杀了。为了阻止这种不断上升的模仿自杀潮，当局焦虑地在欧洲几个地区禁止了这本书(Phillips, 1974，引自马斯登，1998)。
歇斯底里广泛的症状列表里，也包括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自残。这种“心理传染病”在今天被现代通信放大了(Showalter，1997年，第4页)。自残似乎提供了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有一个可命名的、具体“疾病”，问题被置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外，就不是个人责任了。
这种具体的关注还涉及将身体置于“自体”之外，这与心理病因学中的不信任相呼应，而是关注可识别的身体症状。这种对我们未知的精神现实的不信任与一种普遍的观念有关，即心理和意志是一样的，在一个人的控制之下。现代个人主义关于理性选择和个人能力的论述，包括我们应该掌控自己、不断进步和成长、能够“继续我们的生活”的观点，只给我们有限的空间来更诚实地探索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
马斯登在他对该领域的回顾中(1998年)指出“社会传染的概念与许多社会科学中隐含的笛卡尔唯意志论之间的根本不相容”，强调“几乎不顾一切地试图恢复不可还原的个人代理和理性行为的现象”。当不够“戏剧性”或“明显”的症状没有得到迅速处理并使患者虚弱时，会有一种羞耻和自责的经历:具体的、戏剧性的躯体症状变得更好。
那么，在当今公共精神卫生资源有限、往往只有在痛苦升级和大声疾呼时才能获得帮助的文化中，拥有“普通”而非“非凡”的感受和担忧意味着什么呢?
值得注意的是，女孩比在男孩更普遍(Morgan et al.， 2017)。也许因为女孩的社交方式，而不是内在的天生属性，可能让女孩更容易比男孩受到暗示和社会传染，因而更容易产生歇斯底里的认同。
里维埃在《女性气质的假面舞会》(1929)中，将女性气质的本质描述为“面具”(里维埃，1929，第306页)，它限制了真实的、个人欲望的表达，是为适应文化期望而量身定制的。Kohon(1984)则强调了歇斯底里和女性气质的密切联系。
听起来似乎有点冒犯，但原文其实指的特指女性的性行为。他说:“一个女人内心总是歇斯底里的”(1984年，第363页)。这种观点实际上起源于弗洛伊德：毫无疑问，歇斯底里症与女性气质有很强的亲和力，就像强迫症与男性气质有很强的亲和力一样(弗洛伊德，1926年，第143页，引自Kohon, 1984年，第363页)。
心理咨询师之外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也提出自残往往主要发生在女性身上。一些人将歇斯底里症理解为是医生“恶毒”的诊断，是医学界控制女性的方式，这助长了妇女运动(例如，Barker-Benfield, 2000;Douglas Wood, 1973)。
其他人则将癔病视为女性无意识地通过身体症状反抗男权社会的压迫。(Cixous & Clement, 1986;Smith-Rosenberg,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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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两难窘境
莫伊强调了歇斯底里症的核心特征——需要向“主人”(传统上但现在不再是男性“主人”)提出抗议或抱怨，通常是医生或治疗师，他们被定位为是有解决方案的人。(1985/1990)
可一旦医生提供了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很容易被患者拒绝，因为患者的目的是永久地继续与“主人”的关系。
自残的青少年可能也想治疗，宣称希望停止自残;然而，他们身边的人可能让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只能继续自残，在一个恶性循环永无止境。有时候，自我伤害被强调得越多，越被咨询师重视，它就越持续下去。
因此，拒绝采取咨询师的“大师”立场可能是有用的，不是去提出其他的“应对策略”，并密切的监控症状程度和风险，相反，采取一种好奇心的立场，将视野打开得更大。这种立场与现行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不再坚持经常询问风险和自我伤害行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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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自残与性的
本文从与“性”更相关的歇斯底里的角度，重新审视自残。
歇斯底里的人，倾向于关注对自残，而不是其他无法言说的痛苦，因为咨询师容易被自残所吸引。一个青少年，哪怕只是表现出最小程度的自残行为，或者哪怕是个念头，也会被学校和国家健康系统优先考虑。
厌食症，最近的另一种“流行病”，正被与歇斯底里撇开关系:“越是强调前俄期的客体关系、以及分离-个性化问题，人们就越否认神经性厌食症可能与歇斯底里（也就是“性”）之间的任何联系”(Young-Bruehl和康明斯，1993)。
自残也是如此。
今天的学术重点已经转向早期的母婴困难，而不是调和青少年的身份认同困难，同龄人群体的归属需要，对性行为的调和，以及与自我欲望的斗争。
精神分析去性化的不幸后果之一是，越来越少的强调青少年在新的身体变化中所面临的挣扎，这种新的身体变化充斥着他们通常无法理解或控制的性行为。歇斯底里是“一种反解放，一种保守主义，一种个人的清教主义，一种对可怕的性冲动的压抑。“Young-Bruehl(1993)
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向我描述了“她对事情更顺利的那段时间的怀念。现在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我们经常听到:“这只是在寻求关注”，或“这怎么可能只是歇斯底里呢”?
歇斯底里症，带着它狡猾的，不断变化的，有时是奇怪的表现。随着精神分析的观点变得不再流行，歇斯底里似乎成了第一个消失的精神分析概念，因为它跟所有概念比，是最具精神分析性的，与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基石——性，联系最紧密。
自残的流行，似乎是服务于歇斯底里心理的一种完美症状，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在心理层面(它表达了歇斯底里冲突)、人际层面(创造出“精神病患者”的形象，可以得到照顾)，文化层面(一种社会可以接受、容易识别和治疗的症状)。
歇斯底里症与自残之间的联系往往被低估，因为精神分析的去性化越来越高，也由于制度的压力，人们更广泛地回避“性”的因素。
自伤自残的年轻人有自己的故事要讲。但是，他们的故事是建立在社会上可获得的关于自我伤害的叙述之上的。真正发生的事情却没有说出来。
愿所有少年的生命中：天下无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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